解放战争时期的佳木斯音乐由于内因具备了相关条件，在外因作用下，经历了一个聚变的发展过程，使它成为佳木斯音乐史上发展最快时期。这一时期的佳木斯音乐形式多样化、艺术水平专业化、音乐更加服务于现实生活，受到广大音乐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喜爱，具有时代特色的东北小延安音乐迅速形成，是佳木斯音乐史上最顶峰时期。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佳木斯音乐的梳理研究，总结其特点及意义，对于新历史条件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抗战期间的敌占区音乐饱含晦暗沉重的旋律

音乐也和其它艺术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同的社会状况，一定会具体而真实地反映在音乐中。

抗战初期，由于东北的局部刚刚进入战争状态，抗战歌曲的创作还未兴起，艺人们就用历史的民族抗争榜样剧目曲段来进行抗战意志和信念的宣扬。如佳木斯艺人为支持抗战，自愿为抗日部队义演堂会《刀劈三关》、《杀四门》等，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信念。日本帝国主义对文艺这个重要领域也非常重视，占领后，即损毁我文艺场所，逮捕枪杀我文艺志士，禁止有碍侵略的文艺节目，禁唱有碍殖民统治的抗争歌曲。1932年12月松江大舞台被大火烧毁，园内住宿京剧艺人攸万彬、攸顺来等被捕入狱，大批艺术爱国人士出走，文化活动基本中断。

抗战中后期，敌占区的佳木斯音乐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压迫下缓慢地畸形地发展着。由于受到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的限制，一部分音乐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带有浓重的殖民地气息。音乐的基调是软弱的，旋律是晦暗的，面向的是人数不多的小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如《老妈开唠》、《客大爷》等糟粕戏。另一部分音乐则是以民族传统音乐隐喻现实生活，虽然基调仍显无力，作品的题材比较狭窄，艺术水准相对粗糙，但它面向的是广大的劳苦大众，能够部分地反映广大人民的心声，其中蕴含了一定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抗争意志。如京剧《小上坟》，二人转《冯奎卖妻》、《岳母刺字》、《大战朱仙镇》、《受冤蒙难》、《武松》，大鼓《明清八义》、《金鞭记》、《薛刚反唐》等。据当年一位爱好演唱的老人回忆：“伪满时期，小日本限制京评剧戏艺人、书曲艺人的从艺活动，实行从艺生活登记，限演戏文及艺演内容呈报审批，防止艺人进行抗日宣传”。但是，人民抗争的火焰是压不住的，明的不行，就用暗的；直白的不行，就来隐喻的。在众多的艺术团体中，有一个小剧团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坚持演唱上述具有民族抗争精神的曲目，做到了不畏强权、不怕牺牲。这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敌占区的佳木斯人民用传统的民族音乐和历史民族英雄的事迹来哭述人间炼狱般的生活，以此隐喻不屈的抗争精神。历史决定了这一时期敌占区的佳木斯音乐没有太重要的成就和发展。除技术上的局部进步外，整体风格没有超过早期的艺术水平。

杨志勇 男,1982年12月出生,河南开封人,中山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物联网、室内定位、智能监护、压缩传感.

二、抗战期间的根据地音乐储备了新音乐发展的需求能量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块被欺凌的土地上，音乐不仅仅有被侵略的悲壮，更有抗争的乐曲在晦暗的黑土地上悄悄传播发展。在抗联游击根据地、抗联队伍、抗日游击队和抗日堡垒户中，他们不仅传唱在解放区和全国流行的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东北抗联还创作了《战斗歌》、《劝亲日士兵反正歌》、《十大要义歌》等战斗歌曲。他们不但开展抗日歌曲创作，而且是全员参与，如《男儿立志》、《露营之歌》、《练兵歌》、《冲锋胜利歌》等就都是普通的干部、士兵们共同创作的作品。这些歌曲内容直白，战斗性强，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这些战斗歌曲用气势磅礴的节奏、宏伟雄壮的旋律来表现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作者用嘹亮的小号与鼓点声，穿插在整首曲中，借以表现不畏铁蹄的中华儿女的战斗意志，在充满了阴霾的世界里为中华大地创造星火燎原之势。

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佳木斯的地方音乐由于中共中央重要机关，尤其是重要文化机关的进驻，音乐形势急转直上，快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佳木斯音乐史上最顶峰时期。

抗日游击队：多数时间为了隐蔽他们歌唱抗战歌曲都是低声的哼唱，有时为了吸引敌人，或是在一场战斗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他们才可以放声歌唱抗战歌曲。有的队员在战斗中也过一把歌唱抗战歌曲的瘾。他们最爱唱的就是《游击队之歌》，每个游击队员都特别喜爱这首歌曲。在佳木斯市郊活动的游击队中，有一名老游击队队员，他的特点是在战斗时，一边打枪一边唱歌，向鬼子开一枪，唱一句“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投一棵手榴弹，唱一句“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如果发现打中了，或是炸中了敌人，他就会加唱一句。他说这样打仗过瘾，即过了打日本鬼子的瘾，又过了唱歌的瘾。

抗联堡垒户：党的地下工作者，交通员和抗日骨干分子中也不乏歌唱爱好者，但他们的歌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只能在有人站哨的情况下才能用极低的声音歌唱革命和抗战歌曲，有机会到了根据地时也会纵情歌唱一回。据抗联老战士回忆，有一名姓王的老交通员，在一次到根据地执行任务时，进了根据地就开始放声歌唱《大刀进行曲》，一直唱到出了根据地。

3.1 PFI打浆预处理可明显改变玉米芯残渣的底物特性。随着打浆转数的增加，玉米芯残渣的比表面积、保水值、打浆度和表面电荷密度均随之增大，平均粒径则随之减小；同时，玉米芯残渣表面的破损情况逐渐加剧，产生更多的细小碎片。

三、外因促使抗战胜利后佳木斯音乐产生聚变东北小延安音乐快速成型

抗联部队：他们穿行于密林深山中，多数时间都可以尽情歌唱抗战歌曲，如在远离敌人的抗日根据地，或是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们都可以放声歌唱。他们最爱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红旗歌》和《战胜歌》，当时的主要文艺形式有：战斗歌曲、莲花落、湖北梆子、京戏、评剧等，伴奏的乐器有：小鼓、口琴、笛子、二胡、军号等。抗日联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等5 个军的发祥地均在佳木斯地区，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点燃抗日烽火最早的地区之一。他们主要活动于现如今的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土龙山、桦南驼腰子等地。抗联的兵工厂、军械所、被服厂、抗联军干部学校、医院等则在七星峰的深山密林中。

佳木斯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1946年的春天，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文化机关、大专院校同其他中央机关一起迁到佳木斯。从延安迁来的文化机关和大专院校有东北大学、延安广播电台、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北文艺出版社、东北文工团、军政艺术团等，肖军、张春华、马可、袁牧之、吕骥、张庚、瞿维、吴雪、寄明等数十名知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云集佳木斯，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佳木斯随之成为“革命文化的摇篮”。广大艺术革命者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万象更新，到处呈现勃勃生机，被誉为“东北小延安”。1946年《人民音乐》在佳木斯创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会在佳木斯召开会议，来自延安的众多音乐家组建文工团队,配合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创作并演出革命音乐作品。《十二月翻身》、《打胡子》、《钢铁部队进行曲》、《活捉谢文东》、《夫妻识字》、《翻身秧歌》、《血泪仇》、《咱们工人有力量》、《灯下功夫》、《创造尖刀连》、《支前秧歌》、《好班长》、《送喜报》、《腰鼓》、《参军》等一大批文艺作品诞生，并伴随解放大军迅速传遍祖国大江南北，为解放全中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音乐作品的出现和众多的文艺活动使佳木斯音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促使佳木斯音乐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东北小延安音乐快速成型，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4月17日，青海省水利厅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部署启动了玉树地震水利工程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要求重建规划于5月1日前编制完成。

结语

东北小延安音乐不但秉承了延安独立、自强的民族音乐传统,又兼具佳木斯音乐的地域性以及反映解放战争的现实性。这一时期的音乐活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后东北地区乃至全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东北小延安音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多样化的文艺形式和内容，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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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艺志》编辑部.《文艺史志资料（第三辑）》[M].哈尔滨：黑龙江省出版总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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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黑龙江省文化厅《文艺志》编辑部.《文艺史志资料（第五辑）》[M].哈尔滨：黑龙江省出版总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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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佳木斯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M].哈尔滨：黑龙江省出版总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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