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早在1920年就提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关注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专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意识形态下，宗白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宗白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得益于德国的留学经历和德语的学习，宗白华能直接阅读马克思的原著并亲自校对原著的译文，在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评康德的美学思想和研究中国艺术，把意境理论进行了第二次现代转化，增添了传统艺术理论的新意，同时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中国化。学界对宗白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研究鲜有系统阐释，笔者尝试对其进行梳理，以期对宗白华的研究做些补充工作。

一、学术视角：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准备

宗白华在1920年1月22日的《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一文，文中呼吁创办各种专门杂志，其中包括“各种社会主义的专门研究，如‘马克思研究’等类”[注]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此文写于宗白华担任《学灯》主编期间[注]1918年3月到1920年5月期间，《学灯》的主编有五位，分别为张东荪、匡僧、俞颂华、郭虞裳、宗白华。在郭虞裳主编期间，宗白华协助共同编辑。1919年11月，郭虞裳离开，宗白华正式主持《学灯》，直到1920年5月去德国留学为止。，《学灯》主编根据自己的兴趣对杂志定位有所不同。比如俞颂华任主编期间，就发起了“社会主义”征文，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宗白华自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提出杂志应当关注各种社会主义的专门研究，但他当时的兴趣是在“新诗”方面，所以在他主编期间，新诗占据很大的版面，比如不断刊登郭沫若的诗作[注]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诗已陆续发表完了。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载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可见，宗白华认识到杂志要关注社会主义专门研究，但自己并没有涉足这个领域，究其原因：一方面，宗白华的学术兴趣在哲学、美学方面是对叔本华、康德、柏格森的研究，在文学方面是对新诗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宗白华在当时没有关注的自觉；另一方面，从宗白华与陈独秀的论辩来看，宗白华主张从学理的角度关注社会主义，认为没有彻底了解之前不能拿来鼓吹青年。

宗白华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的会员通讯中发表了一封致编辑诸君的信，表达了自己对《少年中国》月刊文字的意见，认为当时月刊文字应作三部分——(一)鼓吹青年；(二)研究学理；(三)评论社会——并对其进行了具体阐释，这篇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不满，写了《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一文[注]具体内容请参阅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7页。，宗白华写了《答陈独秀先生》一文进行回应，两人都承认发表文字都应有学理的价值，陈独秀认为宗白华太崇拜自然科学，忽视文学艺术；宗白华认为《少年中国》是个“学会”出版物，应多载些学理的文字，主张文学也不要背离科学的精神。从对待文字方面来看，二者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对待社会主义，二者截然不同。宗白华认为：“我们对于一种事体，一种现象，一种主义，一种学理，还没有彻底的了解觉悟，就不应当拿出来鼓吹青年。譬如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真正研究，考察他科学的根据，以及对于中国现状有何关系，就草草率率的发阐出来，岂不是笑话么？”[注]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宗白华从学理的角度出发，认为没有彻底地了解和研究社会主义，就不能拿来鼓吹青年；而早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来鼓吹青年的陈独秀自然不能苟同，虽然在文章中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但下面这段话却隐含着他对宗白华这个主张的不满：“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karl Marx的《资本论》，Kropotkin的《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的榜样，但也许有人说他们是鼓吹谬论。”[注]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陈独秀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就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可以用来鼓吹青年，并不是鼓吹谬论。在宗白华的回应文章中，没有提到马克思的观点和主张。由此可见，宗白华在当时没有专门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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