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教艺术”与“藏汉佛教艺术”

近年来，藏传佛教艺术于世界佛教艺术研究领域和艺术市场均异军突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几年，上海藏家刘益谦先生用天价买下了一张明代永乐年间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更令全社会开始特别关注明代的汉藏佛教艺术精品。颇为令人吃惊的是，与这幅永乐年间御制红阎摩敌刺绣唐卡类似的，而且现今依然保存于世的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其数量相当可观。两年多前，笔者曾在意大利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近年已改名为Giuseppe Tucci博物馆）中观赏了Tucci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多次入藏考察时携回的二百余幅唐卡，其中可以确定为明代的唐卡作品就有二十余幅。近年来，类似的藏传佛教艺术品于世界各地不断有新的发现，除了唐卡以外，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出品的金铜佛像也是其中极其珍贵的藏传佛教艺术精品，而其数量之大也同样不可小觑。

近一二十年来，佛教艺术史家们对这批明代藏传佛教艺术品做了精湛的研究，充分揭示它们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完美地融合了汉藏两种佛教艺术传统，是故西方的艺术史家们通常把明代出现的佛教艺术品，特别是金铜佛像，贴上“汉藏佛教艺术”（Sino-Tibetan Buddhist Art）的标签，说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汉藏佛教艺术交流、交融的结晶。而细究起来，“汉藏佛教艺术”这个名称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既有明显的不同，但又难以截然分离的佛教艺术传统：一是深受中原汉地艺术风格影响的藏传佛教艺术；二是深受藏传佛教图像和艺术影响的汉传佛教艺术。因此，晚近又有西方学者建议分别用“汉藏”（Sino-Tibetan）和“藏汉”（Tibeto-Chinese）两个不同的名称来表征汉藏佛教艺术的两个不同方向。其中，“汉藏佛教艺术”指的是那些在西藏生产，其图像学特征明显是藏式的，但却反映出明显的汉传佛教艺术风格的绘画与雕塑。而“藏汉佛教艺术”则指那些在汉地生产，但其图像特征和艺术风格带有明显藏式影响的佛教艺术作品。“藏汉佛教艺术”传统事关图像学和艺术风格两个方面的融合，而“汉藏佛教艺术”传统则主要是艺术风格的合流。

尽管，佛教艺术史家们对“汉藏佛教艺术”有如此细致的区分，但真要从明代流传至今大量的汉藏佛教艺术品中明确地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传统，则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在汉地制作的藏传佛像与在西藏甚至尼泊尔等地制作的藏传佛像，二者的形制十分相近，即使是专业的佛教艺术史家也很难仅仅依靠对传统艺术风格的把握，将这两种传统的艺术作品精确地区分开来，更不用说是非专业的普通鉴赏者了。

笔者从事汉藏佛教历史研究已经有很多年了，虽然对于佛教艺术史是外行，但接触金铜佛像等明代汉藏佛教艺术品也有近十年了。从研究汉藏佛教交流史的角度出发，我们不但重视相关的汉、藏文文献资料，而且也同样关心与这段历史相关的艺术、图像等实物资料。以往学界对藏传密教于明代中国传播的历史所知甚少，甚至很不情愿相信像永乐这样有作为的皇帝也曾经是一位藏传密教的信徒，更想不到藏传佛教在他的支持和倡导下，曾经在中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传播。可是，随着今天大量明代，特别是永、宣年间的汉藏佛教艺术品的再发现，以及大量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现和认定，这一段长期被遗忘和忽略的历史重新被人记起和重视。人们终于认识到，藏传佛教于明代中国的传播是汉藏两个民族、两种佛教文化传统之交流和交融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非常值得珍惜的佳话。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对汉藏佛教艺术及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觉得研究明代藏传佛教艺术，除了要研究它们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和意义以外，它们还具有比艺术更高一层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些作品除了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艺术于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所取得的成就之外，它们还形象地反映出了汉藏两个民族在文化、宗教和艺术上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历史，而这是我们今天加强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多年以前，我们曾经借出版李巍先生收藏的金铜佛像图录《汉藏交融：金铜佛像荟粹》（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机会，提出过“汉藏交融”的概念，今天我们试图将对汉藏佛教艺术这个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也就是建构我们共有的国家的文化认同这一高度。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qikandaodu/2021/0114/1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