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是一座年轻的综合性博物馆，自1981年成立至今近四十年。通过多方面的文物征集，形成了以深圳改革开放、深圳历史民俗、自然历史以及中国古代艺术等为核心的四大专业收藏，同时也在各自专业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与排头兵，深圳一方面努力探索改革之路，同时也不忘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圳博物馆的多元发展就彰显了这样的探索之路。

深圳博物馆在古代文物收藏与研究方面起步较晚，收藏也无法与“北上广”以及内地诸多文物大省比肩，但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馆建立起了先秦金石文物、明清以及近现代书画、古陶瓷等颇具特色的文物系列收藏。尤其是2008年新馆开馆以来，深圳博物馆通过大量引进人才，与海内外重要博物馆合作举办重要文物艺术展览，逐渐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古代艺术研究专业人员与策展人，在全国博物馆中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本文主要就近十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圳博物馆的古代艺术文物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梳理。

图一《深圳文博论丛》2011年版

图二 《考古》2013年第6期

图三：1 红绿彩展览图录

图三：2 红绿彩学术论文集

图四 中国古代黑釉瓷器暨吉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

图五吉州窑展览图录

图六 黑釉展览图录

图七 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

图八 藏传佛教艺术图录

图九 北朝文物考古与美术研究学术座谈会

一、利用馆藏文物展开基础研究

自1988年深圳博物馆正式开馆以来，深圳文博学术研究事业快速发展。2001年开始创办《深圳文博论丛》，致力于深圳地区考古、历史与馆藏古代文物研究。围绕馆藏青铜器、书画以及古陶瓷等相关文物，研究人员的成果十分值得注意。

馆藏历代青铜文物颇具特色，包括先秦礼器、汉唐铜镜、明清佛像以及历代钱币等，其中不少值得深入研究。深圳博物馆藏铜牛车是极为特殊的一件文物。1993年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精选全国100件文物举办展览，当时从深圳博物馆借展两件：一件是深圳本地出土的东汉“九九乘法”砖，一件是1992年由深圳沙头角公安分局缉私移交的北朝铜牛车。这一类型的铜牛车目前仅发现两件，另一件现藏山西博物院，却又都不是考古出土所得。此前一直将这两件牛车视为北朝文物，乔文杰围绕此件文物撰写《深圳博物馆馆藏铜牛车考》[1]（图一），运用考古学类型学的方法，从造型、结构、纹饰以及风格等多方面分析，将此牛车定为初唐文物，值得研究参考。

铜权是古代度量衡相关的重要文物之一，蔡明著《深圳博物馆藏元代铜权及相关问题探讨》[2]一文以馆藏一件元代“保定路”铜权为切入点，揭示出“保定路”铜权为元代铜权中的一种特殊铜权，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发表《元代铜权的初步研究》[3]（图二），分析了元代“保定路”铜权的特点，继而对元代有铭文铜权进行数量统计分析和系统研究。可初步认定从元代早期（中统到大德年间）至元代晚期（至大到至正年间），铜权存在数量减少、重量递减的趋势，铭文体例也发生变化。此文是我馆近年首次在《考古》这一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此外，蔡明《深圳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赏析》[4]以及黄诗金《深圳博物馆藏小型青铜器》[5]等，都是对馆藏青铜器的有益梳理与研究。

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是近现代著名学者，收藏甚丰，其家属捐赠商氏收藏明清及近现代书画、印章等相关文物构成我馆重要藏品之一部分。围绕这批馆藏，相关研究人员此前已取得诸多成果。《书法丛刊》2004年曾以此为基础刊发了馆藏书法作品专刊。利用馆藏商氏相关文物，王晓春撰写《纪念商衍瀛、商衍鎏二先生》[6]一文，公布了一些重要馆藏商氏家族文物。又王晓春《吴大澂〈猫石牡丹图〉考释》[7]详细考证了馆藏吴大澂与顾麟士合作绘画的重要价值。王晓春《醉墨淋漓出天然——论宋湘的书法艺术》[8]一文对清代成就斐然的岭南书法家宋湘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经过多年的学术努力，黄诗金主编《契斋藏印：深圳博物馆藏商承祚家属捐赠印章集》近期即将出版。此书是深圳博物馆藏明清名人印章的一次学术性梳理，将为研究明清印章、商承祚教授收藏及其金石之学提供诸多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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