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语-图"关系作为当前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是新艺术史发展进程中受到重点关注的基础性问题之一。通过考察迈克尔·巴克森德尔、诺曼·布列逊和W.J.T.米歇尔的相关论述可以见出，新艺术史及其后的视觉研究始终致力于弥合语词与图像之间的缝隙和裂痕，并通过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理论设想。对"语-图"二元对立结构模式的摒弃、对"视觉性"和"语境化"的强调，为当代艺术史和视觉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可能性，对于当前的文学图像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语词/图像/新艺术史/视觉性/文学图像学

作者简介:李健，男，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艺术哲学语境中的空间思想研究"(编号:16BZX117)。

近年来，伴随着文学图像学的兴起，在文学研究领域对"语-图"关系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日益深化的阶段。与此相关的时代语境之一，则是视觉文化的来临以及由"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所引发的反思乃至焦虑感。事实上，在这一时代语境之下，不仅文学研究，包括哲学、社会学、传播学、艺术史等在内的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曾经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回应。艺术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一直较为深入，尤其是应运而生的"新艺术史"，建立在视觉艺术和图像研究基础之上的"语-图"关系讨论不仅多有真知灼见，而且可以为当前的文学图像学研究提供一条有所不同的参考路径。

一、"新艺术史"与"语-图"关系反思的时代背景

与其他现代学科一样，艺术史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演进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定性。作为学科形态的艺术史研究传统的形成得益于李格尔、沃尔夫林、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等一大批学者的学术实践。通过他们逐渐兴起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分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艺术史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基础。这一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最终促成了新艺术史研究的兴起。究其根源，至少与三个方面的时代状况有关。

首先是社会生活批判性反思及其实践的影响。这一时期，激进批判立场成为社会情景中的主流意志。无论是鼓吹通过日常生活革命取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情境主义国际"，还是以法国"五月风暴"为标志、在更宽泛社会层面爆发的欧洲学生运动，都试图在实践层面提出更具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正如乔纳森·哈里斯所言，新的艺术史范式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必然要以彼时彼地政治、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潮为背景。这种新范式被其指称为"激进的艺术史""批判的艺术史"[1](P.11)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以学科建制观之，与极度强调跨学科方法运用的文化研究的兴起相呼应，在艺术史研究领域，经典的形式分析和图像学方法面对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同样"已经无法满足新艺术史家们对于其所处时代的回应"，作为一种具有显著的跨学科色彩的学术实践潮流，"诸如民族国家与现代性、女性主义、后殖民与身份、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等各种新的观念介入艺术史的叙述，从而极大地拓展了这一学科的边界"。[2]

其次是艺术实践后现代转向的潜在影响。毋庸讳言，这一时期西方艺术史研究仍以古典艺术为主流，其中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艺术史著作多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阶段的艺术活动为研究对象。但现代艺术勃兴之后所形成的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在艺术实践层面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在观念层面激发出难以抑制的反传统能量。尤其是在后现代转向的时代语境之下，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更具颠覆性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出现，愈发考验学者对于艺术现象的阐释能力。以阿瑟·丹托为代表的哲学美学为应对这一局面所进行的理论范式调整[3](P.39)，无疑是在艺术研究领域，新语境催生新思想的范例。尽管在艺术史研究中，这种直接针对当下艺术实践所做出的回应是有限的，但作为一个宏观语境，面向新时代状况的各种理论反思又是有传导性的。它的结果之一便是艺术史家需要更严肃地考虑一个问题，即艺术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如此不同，我们何以能够用一套一成不变的范式来书写所谓"单一的权威艺术史"?对于艺术史发展状况所呈现的多元特征，有学者以"复数的艺术史"(Histories of Art)概念予以描述①，也有学者试图从艺术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入手揭示其历时性变迁[4](PP.1~14)。所有这些理论尝试，最终都可以在其身处时代的艺术实践维度找到根源。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0709/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