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耶鲁大学决定废除其历史悠久的“艺术史导论：文艺复兴至今”一课。然而这一决定引起大批公众关注乃至愤怒，甚至授课老师都感到相当惊讶。艺术史系主任蒂姆·巴林杰(Tim Barringer)称之为“一次直截了当的现代化行动”，他在接受《耶鲁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在一学期的时间里教授任何一门概论课都不可能是全面的。曾经的艺术史导论课是一趟英雄之旅，从米开朗琪罗讲到杰克逊·波洛克，如今，取代它的是四门不同的入门课程，名字叫“全球装饰艺术”、“表现的政治”……

而在外界看来，这是美国大学在承载西方文化方面失职的又一表现。“耶鲁已经屈服于一种生命枯竭的堕落”(《华尔街日报》)，而这种堕落“是由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西哥特人犯下的”(《纽约邮报》)。如今的这一代学生，大学的西方文化入门课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没有了。如果在1990年代耶鲁这么干，像哈佛那样，可能就谁都不会注意到——或许也未必，毕竟耶鲁在美国艺术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831年，耶鲁大学收到了一份奇特的馈赠——来自画家约翰·特朗布尔，他画的美国大革命，一直挂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时世艰难，特朗布尔除了非凡的绘画收藏外，没有其他资产。他向耶鲁提出两个条件：建一座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画作，并每年支付他1000美元的津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算是比较激进的建议，毕竟耶鲁和哈佛一样，最初都是培养清教牧师的神学院，而集会场所没有任何图像体现的便是十诫之一：不可雕刻偶像。然而，出于对特朗布尔的尊重，耶鲁接受了他的要求——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父亲曾是康涅狄格州州长。且特朗布尔本人时年已75岁，身体状况不佳，这可能也促成了耶鲁做这个决定(耶鲁最终付了12张支票)。特朗布尔亲手设计了一个雅致的希腊神殿，用来存放他的藏品。可以这么说，美国第一家艺术博物馆，即第一家专门用来保存和展示永久性绘画藏品的博物馆，就是起源于这样一项“养老金”计划。

耶鲁美术学院就是从这个核心发展起来的，其1869年建造的教室和画室也是美国第一个艺术教室和画室。因为博物馆先于美术学院创建，教员们便有了现成的教学工具。直到今天，采用实物进行艺术教学仍是耶鲁的一大特色。巴林杰表示，新的课程设置仍将保证学生“直面具有强大美感和文化价值的艺术品及实物”。没上过艺术课程的人也许会惊讶，其实，利用实物并非一种普遍的教学法，甚至在一些标举概念艺术的进步课程中，嘲笑艺术太过“视网膜”化还是一种时尚(说它不过是“让眼睛有东西可看”)。

进入20世纪，耶鲁继续不走寻常路，开出一个中世纪艺术的研究生课程。1932年，耶鲁开始聘请法国两位著名艺术史家亨利·福西永(Henri Focillon)和马塞尔·奥伯特(Marcel Aubert)，他俩轮番上阵，每人上一学期，还希望研究生们全程用法语跟上他们的课。福西永的代表作《形式的生命》(La Vie des formes)颇有影响力，这本书提升作品的形式属性——如线条与轮廓、形体与质量、色彩与色调——认为这些比作品的叙事含义更重要。对于福西永来说，艺术作品的形式本身就是其主要内容和意义。虽然他主要研究中世纪，但他的方法可以运用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艺术作品上，而他的学生也在日后的广泛领域中脱颖而出。例如，福西永在耶鲁大学的学生和继任者乔治·库布勒(George Kubler)便是研究前哥伦布时期美国艺术的先驱学者。

这一切都走在美国艺术史学的主线之外。美国艺术史上的决定性事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整整一代杰出的艺术史学家，大部分(但并非全部为犹太人)都逃离了德国。首先是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随后是沃尔特·弗兰德 林 德 尔 (Walter Friedlaender)、卡尔·雷曼(Karl Lehmann)、朱利乌斯·赫尔德(Julius Held)和理查德·克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他们合力将纽约大学变成了艺术史的“流亡政府”。十年之内，纽约大学的研究生们陆续赴全美各地教授艺术史课程，教学方法也不同于耶鲁大学。潘诺夫斯基的专长是图像学，对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所蕴含的符号进行诠释，言辞精美。如果说福西永关注的是形式的生命及其带来的乐趣，那么潘诺夫斯基则是深入探究其意义。纽约大学的德国移民们将艺术史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带到了美国，但在耶鲁，艺术史长期保持着法国教授所缔造的美学追求。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0801/4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