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造型艺术源远流长，骨气坚苍，在数千年的艺术绵延之中，艺术家们海涵地负，容蓄一切，以博大通脱的情怀，锐意进取，别开生面。从艺术考古学的角度看，六朝陵墓石刻和明末清初绘画所体现的造型艺术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均与古丝绸之路的中西交流活动有关。

六朝陵墓石刻中的波斯元素

六朝陵墓石刻，主要集中制作于南朝的齐、梁时代，又称南朝石刻，它是中华造型艺术的瑰宝，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虽然陵墓湮没，但帝王陵前的石兽保留下来，它们雄踞对视，浑厚灵动;神道石柱肃穆庄重，亭亭玉立。这种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造型艺术，引起了现代学者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一书中对南京以及附近的江宁、句容、丹阳等处的六朝陵墓石刻艺术，予以推崇与称颂。同样是在30年代，著名学者朱希祖、滕固等人在《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梳理了六朝陵墓遗迹。几位学者在赞叹六朝石刻艺术的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即六朝陵墓石兽造型，既具有中国古代之传统遗风，又带有波斯翼狮雕饰风格。然而，波斯有翼兽何时传入中国?这个艺术考古史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

一些当代学者探迹索隐，钩深致远，以科学实证的态度探讨六朝石刻渊源与流传问题。美术史家林树中《六朝艺术》一书指出南朝的陵墓石刻天禄与辟邪，其渊源最早来自波斯，它们的基本形态实为狮子。中国不产狮子。这种石刻最先作为宫门装饰，后来置于墓前。南朝陵墓石刻狮子上的飞翼雕刻，受西域的波斯，乃至印度的雕刻造型艺术的影响，其途径可能与自汉代起的“丝绸之路”有关。青年学者章孔畅也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希腊科林斯的斯芬克斯雕像的纹饰与南朝石刻非常相似，因而更加确认外来因素的影响。历史学家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认为，天禄、辟邪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很微妙，它是以外来的狮子作为依托创造而成，波斯的翼狮文化传入中国之后，在汉晋时期的帝王陵墓的石兽上有所体现。南朝陵墓石刻的有翼神兽，与西亚、中亚和欧亚陆地草原的翼狮雕刻有不解之缘。

上述学者对六朝石刻的波斯因素问题研究，创见迭出，确具启发。有些问题尚待进一步考订。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六朝陵墓石刻艺术有着波斯、印度、希腊艺术的风格，其流传路径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六朝陵墓石刻艺术造型的渊源问题也许会随着东西文明交流史的深入研究以及跨文化大数据库的建立，而得到妥善解决。

明末清初绘画中的西洋画风格

中国绘画独辟蹊径，异彩纷呈，南北二宗代表了中国画的水平，眼界之恢宏，笔致之穷变，写尽胸中逸气，呈现国画之妙。而中西绘画之交流，则要追溯到郑和下西洋之后。

学术界通常认定西洋画对中国的影响是在18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那时，郎世宁等活跃于满清朝廷的西洋画家们采用了中西合璧的画风。而现代一些学者则发现这种海外影响早在17世纪就发生了。历史学家陈垣《明季之欧化美术及罗马字注音》一文认为西洋画影响中土，始于晚明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天主教题材的油画与铜版画。历史学家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一文，从明末清初画坛中之西洋写真艺术、清初画院与西洋画、民间画家与西洋美术等方面，诠释了中西绘画交流的文化因缘，以及明末清初曾波臣、焦秉贞等人采用西法之写真术，首开中西混合之画风。当代美国美术史家高居翰考证晚明绘画并不自足闭守，而是受到了西洋画的一些影响。在《气势憾人--17世纪中国绘画中的自然与风格》一书中，高居翰探寻奥机，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影响的痕迹首先体现在晚明的画作之中。例如，吴彬、董其昌的山水画册，其构图与西洋铜版画相类似，晚明的陈洪绶、清初的项圣谟的山水人物画运用视幻技法描绘，混合了西洋风格。此外，清初弘仁、龚贤的绘画对大自然进行了变形处理，在似真非真的山水世界中表达了一种带有隐隐不安的宁静;王原祁、石涛的山水画，部分地舍弃了传统的笔法，力图传达画面中的光线感与空间感。这些风格变化显现出西洋画透视法的影响。

由此可见，艺术所贵者，在于“变”与“创”。明末清初的一些画家面对“菁华极盛，体制大备”的传统作品，不甘因循老法，吸收西洋画的某些技巧，求变求新，不落俗套，所以能够再创新猷。而这种绘画艺术变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文化交流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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