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担任过文化部部长职务的王蒙，年仅22岁时便因《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声名鹊起。这篇描写青年反对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1956年在《人民文学》刊发后，立马引起热议。王蒙回忆称，他创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主要受了当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的鼓舞，“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遗传学家谈家桢参与过“双百”方针的讨论、传达会议，见到了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形成与贯彻，经历过略为曲折的流变。

1951年3月底，为组建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周恩来总理签发了政务院任命通知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程砚秋等为副院长。梅兰芳随即函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为该院的成立题词。为此，毛泽东分别写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匾牌文字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题词。周恩来写道：“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4月初，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毛泽东的题词被放大后制作成座屏，摆放在会场的显眼位置，广而告之。

4个月前，在首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曾就京剧和地方戏以谁为主等议题存在争论。毛泽东的题词客观上回应了上述分歧。政务院随后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通常被称为“改戏（内容与形式），改人（艺术观、世界观），改制（管理体制）”的戏曲改造活动，很快铺展开来。

其实，早在1942年，毛泽东已为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据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的马少波回忆，在周恩来安排下，他曾随周扬、田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进而得以当面请教如何“推陈出新”尤其是怎样“推陈”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陈者旧也，过去的事物都叫旧，也就是所谓传统。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所以要改革。‘推’字可以作推开、推掉、推翻解释，也可以解释成推崇、推动、推进嘛。对于旧的传统剧目要具体分析，其中民主性的精华要推崇、推动、推进；封建性的糟粕要推开、推掉、推翻，这就对了。”

从“推陈出新”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外延更为广阔，内涵更为丰富，不难看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时俱进的演变历程。1947年，喜爱看戏的毛泽东转战来到陕北佳县，观看了晋剧《反徐州》后，他为群众剧团恰恰写了“与时并进”的题词。

至于“百家争鸣”的缘起，至少可追溯至春秋战国年代。那时，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局面，颇为生动壮观。以此为滥觞，后人常以“百家争鸣”来喻指思想文化等领域里，不同人物、派别、风格共生竞争、异彩纷呈的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各方人士为新政府所吸纳，在融合过程中，知识界某些学术观点的分歧颇为明显。例如，“新史学五大家”中的郭沫若和范文澜，便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各持己见。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持“战国封建论”；范文澜则认为始自西周，称“西周封建论”。历史学家尚钺的“魏晋封建论”同样有许多支持者。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历史分期议题有所关注和思索，但他并未介入学界的讨论。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该会由陈伯达负责，成员包括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刘大年等历史学家。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得到答复是要“百家争鸣”。据刘大年回忆，筹备创办《历史研究》杂志期间，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以前有军阀、财阀、学阀，你们办刊物，不要当“杂志阀”；什么叫“杂志阀”，就是只发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文章，不发表观点不同的文章，那不好；要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历史研究》最初的17名编委中，包括陈垣、陈寅恪、汤用彤等人士，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党外人士，且各有研究专长，这种兼收并蓄的配置，正好印证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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