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４月３０日，伯施曼教授在巴德皮尔蒙特辞世，这是德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名字一直与中国建筑艺术研究联系在一起，他筚路蓝缕，开辟了这一研究领域，并将其提升到重要高度。这位谢世之人的人生道路，与学界条条框框中的那些陈规有着迥然之别，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

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８日，伯施曼出生在昔日东普鲁士的梅美尔，１８９１年他在家乡高中毕业后，到夏洛腾堡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通过资格考核之后，从１８９６年到１９０１年，他在普鲁士一些政府机构中担任建筑和军事事务官员。在此期间，他还在卡尔斯鲁厄工作过一年。１９０２年，他作为高级建筑官员，随德国东亚驻军被派往中国，这段经历对伯施曼未来的人生道路有决定性意义。伟大而自成一体的东方文明和东方世界观，正如它们在建筑遗存中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建筑师，他是那么着迷，以至于决意把余生投身于中国建筑艺术研究。带着这个决定，他于１９０４年回到德国。由于一些有识之士的奔走和层层游说，德国国会在公决中同意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伯施曼的中国建筑研究。随后，伯施曼以学术顾问的身份被正式派往德国驻北京公使馆。

１９０６年８月，伯施曼开始了他的东亚之旅，这次他选择了经由美国和日本去往中国。接下来的三年之中，这位受其研究使命驱使、激情澎湃的研究者，长途跋涉，穿越了晚清１８个行省中的１４个，从北部的五台山到南部的衡山，从西部的峨眉山到东部的普陀山，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其中不仅有拍摄的照片和素描图，还有寺庙、塔、墓和其他一些建筑的测绘图，数量之多，令人叹服。回国之后，他在收集到的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拟定了写作计划，决定以“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为总题，将中国建筑分为几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类别，进行个案描述和阐释。很快，他在１９１１年和１９１４年连续出版了前两卷，分别是《普陀山》和《中国祠堂》。在这两部鸿篇巨著中，作者试图努力阐述中国建筑艺术的重要特征，即中国人的古代建筑艺术是他们宗教观念和生活方式完美而恰切的表述。

伯施曼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赞许：早在１９２４年，伯施曼就被任命为夏洛腾堡工学院的荣誉教授，担任中国建筑艺术的教席职位。接下来的时间里，他频繁参与有关中德文化的社会活动。他将自己的关怀倾注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并得到了他太太的理解和全力支持。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地为公众做讲座，多次将丰富的研究材料拿出来举办展览。１９３１年，尽管经济大萧条，他最终还是将计划中的第三卷《塔》（第一部分）出版，形式外观与此前的《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相一致。１９４３年，第二部分（包含对天宁寺喇嘛塔的描述和研究）手稿也完成待印。中国的塔，于内于外都是世所罕见的艺术财富，理应属于东亚艺术史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

任何研究某一特定文化的学者，都需要一直不间断地亲自接触他们的研究涉及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在此期间，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伯施曼乐于接受来自现实生活的考验，克服重重困难，他的第三次中国考察之旅于１９３３年８月得以成行，此行离乡一年有半。他首先在广东驻留了差不多三个月，接下来再次去了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位于西北部的陕西省，收集了大量新的有价值的材料。在此过程中，他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问题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回国之后，他将之前的所有资料和新收集的材料进行了整合，存放在临时的私人研究机构中，据说这个机构并入了柏林大学的汉学系，伯施曼从１９４０年开始在那里担任讲座教授。１９４３年８月柏林遭到轰炸，他迁居到巴德皮尔蒙特。那些研究中国的材料，因没有放到遭炮轰的柏林工业大学，及时转移才有幸躲过一劫，得以保存。

由于伯施曼将汉学研究视作自己继续研究的重要支撑和值得追求的方向，１９４５年秋他获得调动许可，进入汉堡大学，同时被委任为汉学系的临时负责人。伯施曼怀着许多愿望到汉堡，如果说这些愿望未能全部实现的话，只能怪时间不允许。尤为遗憾的是，最后他甚至无法认出他研究所的美丽所址，该研究所现在与福兰阁图书馆合并为一，不过，至少他病榻前的最后一位访客是来自这里。现在大多数工作内容和计划都还未完成，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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