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艺术史中，罗汉画唐卡为一种独特的类型而具有异于其他主题唐卡的发展脉络。迥异于其他15世纪前的唐卡在视觉表现上多反应了与南亚文化的连结，罗汉画的发展与汉地艺术之间自始有着紧密的关联。西藏与汉地间的文化联系自元朝起即开始，到了14世纪中叶后日渐频繁并开始显现在艺术元素表现上。罗汉画为其中受汉地艺术影响最为典型的类型。汉式罗汉绘像在西藏的发展可能可以追溯自藏地与汉地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与中原宫廷的朝觐。据载15世纪初五世噶玛巴曾前往南京朝见当时明朝的永乐帝，而在中原皇帝所赠的礼物中即包含了一组描绘16罗汉的组图。

与中原的交流使得西藏艺术家从中接触到了许多汉地绘画形式与工艺品，诸如蓝绿山水，花鸟画，文人画，瓷器，刺绣工艺等。藏地艺术家在受到汉地罗汉画的启发后很快地将其转入西藏艺术脉络。相较于其他主题的唐卡在汉地化上自局部元素到整体的渐进过程，罗汉画无论是从布局，用色，技法使用与绘画精神上，皆可以见到浓重而直接的中原文化元素与哲学思想隐于其中。罗汉为佛陀的直接弟子或是于佛陀涅盘后不久后的印度修行者，他们被认为透过冥想修行并尊从佛陀教法而达到超脱与长生不朽的境界，且具备有帮助修行者得道的超自然能力。他们并未选择成佛，而依然居住于尘世，隐居于常人无法企及的深林山巅。汉地罗汉画所欲追求的概念可与自魏晋时期道家玄学所向往的长生清净洒脱而超脱世俗的乌托邦式世界相连结。这种对于自在隐世乐土的期待与精神性灵升华的崇仰被藏地罗汉画所承袭，而使罗汉画唐卡相较于所欲传达的宗教意涵，更带有浓重的人文主义精神。

图1

图2

于Paradice and Plumage:Chinese Connection in Tibetan Arhat Painting一书中所提供一幅15世纪初期汉地罗汉画与一幅15世纪下半叶藏地罗汉画唐卡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彼此间的传承关系。这两幅画展现出的高度相似性，很明显的，图2的西藏罗汉唐卡为临摹一幅如图1罗汉画形式的作品，采用了大量的汉地艺术技法。主尊呈现四分之一正面端坐于画面中央稍微偏左处一岩石平台上，面部相貌上西藏作品采用弓眼与红唇等形式，而与图1有所不同。主尊所着的华丽的僧袍上有着柔软流畅的线条与繁复的图纹。

二者背景极其相似，展现了对于乌托邦式隐世乐土的向往。主尊身处在一为巨岩峭壁与茂密森林所环绕的居所，呈现一派宁静祥和的氛围。身前的草甸花团锦簇，右前方的狮子则增添了一抹异域风情;右后方可以见到以汉地蓝绿山水技法描绘的巨岩山壁，虽则在图2的西藏作品中以绿色晕染取代了原本的蓝色;在山壁下有一可由阶梯抵达的洞穴，让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中通往世外桃源的入口。画师透过这样的表现来暗示着罗汉画中追求隐遁与平静精神生活的美好想象。

图3

主尊左侧的松树为罗汉画中常见的重要背景元素(图3)。其作为画面构图中的中景主要构成元素为画面创造出景深。松树弯曲而粗糙的表现象征着龙而具有无形的力量，同时在汉地文化中也具有长年的意义，这些意涵在罗汉画中可隐喻着罗汉所具备的魔法力量与永生能力。于这两幅画中，藏地罗汉唐卡中的松树描绘较汉地作品较为简略，其树叶表现以团状晕染的色块取代了汉地较为细腻的针状表现。

图4

汉地与藏地罗汉画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对于整体与空间的诠释。汉地绘画视整个画面为一空间整体，注重景深不同物体间的前后关系，如在图1的局部中可以见到松树的枝叶重叠在主尊的头光之前(图4);相反的，藏地绘画则视个别物体为单独的存在，在部分场景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摆置。

图5

最显著的例子即在藏地罗汉画中经常可见到次要神祇的神龛漂浮在画面中而与主场景的空间设定格格不入(图5)。这种违背写实的突兀往往创造出一种静止而如同寓言式的魔幻写实效果。

文章来源：《艺术研究》 网址: http://www.ys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2/9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