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在莫高窟一个小小的洞窟(第17窟)里，藏有数万卷古代文书，以及大量的绢本绘画等艺术品。由此吸引了不少国外的探险者来到敦煌，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写经和艺术品，另一方面也开始了对洞窟的初步调查。1908年，伯希和来到莫高窟。他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抄录了各种文字题记。其后，编为《敦煌石窟图录》6卷出版。日本学者松本荣一就是主要根据伯希和的图录进行图像学研究，于1937年出版了《敦煌画研究(图像篇)》，这部著作对后来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重视敦煌石窟保护与研究

伯希和于1909年曾在北京展示被其劫走的敦煌文书，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开始对敦煌文献进行记录、刊布和研究，但是对于敦煌石窟的艺术一直没有重视。1938年，画家李丁陇到敦煌临摹壁画，他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人。1941年，画家张大千到敦煌进行了为期两年的临摹。张大千为洞窟编了号，共编309号，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编号没有公布之前，张大千的敦煌石窟编号被学术界普遍采用。

1942年画家谢稚柳也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后来写成了《敦煌艺术叙录》。1942年5月，由当时教育部成立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陆续到达敦煌，进行学术考察，临摹壁画，成果主要有《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并以各地考察收集的资料、照片、临摹品举办展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时，“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向达、夏鼐、劳干、石璋如等学者，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夏鼐和阎文儒等不仅考察了敦煌石窟，还考察了敦煌周边的汉长城，并发掘了敦煌地区的古墓葬。这些调查成果陆续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1944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隶属当时的教育部。研究所成立初期，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所长常书鸿率领全所职工，对石窟进行了基本的维修和保护。同时，展开了考古和美术方面的研究，进行壁画临摹，对外展览，以宣传敦煌艺术。史岩编成《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李浴完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安西万佛峡石窟志》等。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公开出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敦煌石窟无人管理的时代从此结束，对敦煌石窟有计划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逐步展开。

保护与研究日益规范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于20世纪50年代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壁画、彩塑的临摹、复制方面进一步走向正规化，同时对石窟的保护和考古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60年代初，国务院拨专款对濒危状态的莫高窟崖壁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加固工程，使莫高窟全部洞窟得到有效保护。南区400多个洞窟都修通了栈道。为配合保护加固工程，考古人员对洞窟南区的窟前建筑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后来出版了《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报告》。敦煌文物研究所有计划地对洞窟的内容、时代作了全面的调查，对供养人题记进行校录。50年代到60年代初对敦煌石窟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周一良、金维诺等学者运用佛经、变文、敦煌文献，对壁画与佛经、佛教和变文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王逊等学者则从美术史视野来看敦煌艺术的特点。此外，阎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梁思成《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宿白《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等论文涉及敦煌石窟构造、塑像及壁画中的建筑等问题。

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对石窟的调查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敦煌文物研究所于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加强了研究队伍，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飞速发展的时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编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1-5卷)以及重要工具书《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先后出版。这些著作都是众多学者数十年在敦煌艰苦努力的成果，成为学术界研究敦煌石窟的基本参考资料。90年代，敦煌研究院推出了大型图录丛书《敦煌石窟艺术》(共23册)，详细公布了部分重点石窟的图像资料。《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共11卷)按时代顺序全面介绍了各时期敦煌壁画的艺术特色与成就。《敦煌石窟全集》则是在石窟考古和艺术、宗教文化诸领域研究的集成性著作，共有26卷，包括佛教类、艺术类和社会类三个方面的专题研究，均为当时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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