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岑范

　访：岑老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和《洛神》两部戏曲电影当时拍摄的具体情况？

　岑：我从1954年开始拍北京的第一部戏曲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上下集，还有《洛神》。那个时候北影刚刚建厂，没有自己的厂房和摄影棚，拍的虽然是北京电影厂的片子，但我们是在北京新街口北大街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里的两个摄影棚里拍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拍过彩色戏曲片(上海拍了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彩色片)，当时文化部电影局对拍这个片子很重视，特意从前苏联请了摄影专家、录音专家来协助我们，参加我们摄制组的工作，一个叫雅可福列夫，一个叫戈尔登。

梅兰芳之《洛神》

　摄制组里有两个外国专家，说话沟通都比较难，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也有不少矛盾，但我们相处的还是很好。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并没有洗印彩色片的条件，拍过的胶片必须送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去冲洗，印出工作样片。那是飞机运送的，要隔好几天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时候拍戏没有监视器，就一台摄影机，导演站在旁边，拍摄的时候我是看不到的。只有试戏的时候助手推拉镜头，我自己掌握着机器看一遍，拍的时候就是摄影师掌握了。所以拍完以后到底怎样，要几天后从莫斯科送回来才知道。

　在录音方面，录音师提出分几个声道录音，跟我们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就在一个录音棚里，演唱和乐队中间隔离一下。但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时，我们给梅先生特别搭了一个小屋，有个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乐队在外边。拍戏曲片，唱段一般都是先期录音，梅先生戴着耳机在小屋里唱，乐队也戴着耳机才能听到小屋里的声音。

　还有一点是我深有感受的，当时我们拍戏推行前苏联的一些电影拍摄的方法，导演中心制。摄制组是一个集体，目标一致，大家都是在完成一个光荣的拍摄任务，非常团结，工作得非常认真。而且梅兰芳、刘连荣、萧长华、姜妙香这些大师，他们都有种荣誉感，就是党领导的文艺单位给他们拍电影，是非常光荣的，可以将他们的艺术传给后世，让更多的观众去欣赏，所以他们都非常认真，相互合作。我在三十岁时就独立导演《群英会》、《借东风》，因为当时的时代就是导演中心制，所以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这些名角儿我都拍下来了。

梅兰芳、俞振飞、梅葆玖之《断桥》

　访：在与国外专家合作的过程当中，是否也有创作上的矛盾存在？

　岑：主要的问题就是拍戏进度太慢。最伤脑筋的就是摄影专家雅可福列夫不理解戏曲。比如《断桥》里面许仙在前面跑，白娘子和小青在后面跟着，三人跑圆场，他就问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解释说，许仙在逃，她们在后面追。他就说为什么不一直跑，这样转圈一下不就抓住了吗？因此我们就要给他解释半天。

　另外就是我的性格，我这个人在外国人面前是不服气的。特别是艺术创作，摄影专家在工作中要听导演的，当然只要他的意见正确，我一定会很尊重他。记得拍戏时出过这种问题：事先我们画好图，做好模型跟他谈，镜头也分好给他看，结果拍的时候临时又有变化，但他事先也没有跟我们提任何意见。比如平时拍一个近景我是跳拍的，镜头分好交给摄影师和灯光师去研究，他们可以决定镜头拍摄的顺序。什么都准备好了，拍完以后镜头车应该推成近景这个镜头我才好接，结果摄影师就拉开了，他说推没有拉好。摄影师拍完了可以什么都不管了，但是后期我是要剪辑的，这样拍我就没办法接了。近景跳一个中景或者远景是可以接的，但现在他拉开以后也是一个中景，中景在原地位跳中景就没法接了，所以我就不同意，因为拍摄戏曲片的镜位不是很多的。于是我就推上去了，他拉了回来，我再推过去不撒手，看着他，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耸耸肩膀，不敢跟我再争了，因为他没有理。(笑)作为副导演是很吃力的，什么都要去考虑，但真正想学东西、磨炼自己还是要通过做副导演。

梅兰芳、刘连荣之《霸王别姬》

　访：当时拍片梅兰芳先生是怎样的情况？

　岑：当时我们拍戏，编、导、演等摄制组的人员大家都是为了革命的文艺，完成革命的任务，大家身上都有一种责任感，梅先生也一样。梅先生以前的习惯，上午要睡到十二点以后才起来，半夜过了午夜才睡觉。拍梅先生的戏，整个把他的习惯打乱了。梅先生当时拍片是很苦的，摄影专家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布置灯光，一天也就拍十几个镜头。梅先生唱戏旦角要勒头，他扮上戏以后不能卸妆，从早晨八点勒头勒到下午六点多，中午休息一会儿也只能把外边的衣服脱掉，不能整个卸妆休息，他从来没有怨言，就那么坚持下来了，很不简单。拍戏时梅先生遇到过一件事，当时拍戏用的是炭精灯，挺大的，有一万瓦，拍着拍着突然炸了，虽然前面是有保护罩的，但大家也都吓得愣住了，可梅先生在拍戏的时候就没有动他没有躲闪起来，还稳住站在原地。这是梅先生了不起的地方，很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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