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或《孔庙置守庙百石孔和碑》，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刻。现存山东曲阜孔庙。

鲁哀公十七年，即公元前478 年，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为表达对孔子的尊崇之意，将孔子所居之堂命名为“寿堂”，称孔子为“尼父”，后代把孔子平生所用的衣、冠、琴、车、书存放在寿堂中，岁时奉祀。这就是孔庙和祭孔的起源。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嬴政“观礼于鲁”，封孔子九世孙孔鲋为“鲁文通君”。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以太牢祀孔子”，同时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专门负责祭祀孔子。汉元始元年（1），汉平帝刘衎尊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孔子十六世孙孔均为“褒成侯”，奉孔子祀。东汉桓帝元嘉三年，也就是永兴元年，鲁相乙瑛请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此为守庙官之始。

应该说，从西汉至今，祭孔历来都是国家大典。在台湾地区，孔子曲阜北宗第七十九代孙孔垂长，现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1944 年被国民政府任命的衢州南宗奉祀官孔祥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他曾任衢州市政协副主席，现任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主任。曲阜的民间祭孔活动，于1984年恢复。

宋建炎二年（1128），孔子第四十八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领族人随宋高宗赵构南渡。建炎三年初，赐居衢州。孔端友流亡衢州行使“衍圣公”职权期间，金太宗完颜晟在曲阜立孔端友的胞弟孔端操为“衍圣公”。不久，蒙古人立孔子第五十一世孙孔元用为“衍圣公”。也就是说，当时同时有三位“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访得孔子嫡长孙在衢州，诏命衢州第六代衍圣公、孔子第五十三世嫡长孙孔洙赴京，令他载爵去曲阜奉祀。孔洙以先祖庐墓在衢州，且衢州已建家庙，不忍举家北上为由，愿意让爵给曲阜族弟孔治。元世祖同意了孔洙的请求，称赞他“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便改封他为国子监祭酒，提举浙东道学校事。之后，“南孔”便渐渐形同平民了。

《乙瑛碑》的内容，正是孔庙设置掌管祭祀官员“百石卒史”的文书、报告。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奏报桓帝，鲁相乙瑛上书，请求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掌管礼器，管理孔庙。桓帝许可。吴雄、赵戒传达诏书，并提出了人选的具体要求。时乙瑛已经离任，鲁相平及有关官吏负责遴选，经过考试、考察，孔和被选为百石卒史。也就是说，首先提出孔庙设立守庙官员的人是乙瑛，孔庙的首任守庙官员是孔和。

《乙瑛碑》（局部）

《乙瑛碑》碑文末尾，有一行题记：“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钟太尉，也就是钟繇。其实，《乙瑛碑》刻立于153年，而钟繇生于151年，两岁的钟繇怎么可能书写此碑？张稚圭所谓的“按图题记”，纯属无稽之谈。也可能把《乙瑛碑》攀附于钟繇，是为了引人注意吧。

方朔认为，《乙瑛碑》“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翁方纲认为《乙瑛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康有为于《广艺舟双楫》中说：“《衡方》《乙瑛》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康有为所谓“体扁已极，波磔分背”，即字形方扁，撇画和捺画、波横形成背分的体势，这正是汉隶成熟的标志。也正因为《乙瑛碑》为成熟的汉隶，故而翁方纲认为它“最可师法”。

实际上，隶书的成熟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隶书中篆书的因素逐步消减的过程。《乙瑛碑》与成熟的东汉简牍书法一样，在用笔上一方面强调了波磔的装饰性，另一方面大量运用方笔，方圆结合。其方圆结合的用笔，一方面服务于“体扁已极”的结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书写的方便。

装饰性极强的波磔，如“大”“少”“孔”“公”等字。

方圆结合，偶用侧锋，如“司”“罪”“作”“月”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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