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就表达着个人或群体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新石器时代的陶片画与今天解构主义的画作，无不体现着人类对于自身永恒的思考。但同时，画又极具时代性，从不同历史时期的画中，我们又能够感受到特殊的时代样貌。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画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代百姓崇信“事死如事生”，在他们的墓葬中，常常有雕刻的画像石。这些题材不同的画像石，表达了墓主人以及其子孙后代的美好愿景，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汉代社会的新鲜角度。

一、格套与榜题：认识画像石的法宝

汉代的画像石题材丰富，内容生动，有神话人物、历史事件乃至于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介于古今时代差异巨大，且汉代画像石不似今天画作那样具象，单从画像内容本身，我们难以判断具体的意涵。这时，画像石的格套与画像石边的榜题就成为了认识画像石的敲门砖。

所谓格套，指的是描述同一内容的画像石有着相应的格式与固定的套路。例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其形制与画面布局一望便知。古代，工匠有严格的户籍和继承制度，一代又一代石匠便继承了这种格套。不同种类的石刻有着不同的印模，石匠通过这些印模在石头上打样，利用墨线打底，再进行凿刻。这大大提升了工作的效率，也使得表达同一主题的画像石有着大致相同的内容表现。这些格套体现在画像石的方方面面，例如画面的布局、特定建筑与人物造型。一幅画中，人物处于何种位置，车马云气如何排布，都有着固定的套路。具体的人物，例如西王母、孔子、官员，根据不同的身份，石匠们雕刻出了不同的造型。

伏羲女娲图

从工匠的角度说，这当然是出于技术传承的需要，是同一群体内部认同的艺术表现形式。经过长时间的技术整合，以及不同石匠的交流，形成了特定模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当时人们所共同接受的艺术形象。这些墓葬中的画像石，不一定是完全写实，更多的体现了民间的一种“理想化”诉求。例如山东画像中经常出现羊、牛、鹿车，其中羊即是祥，代表吉祥，鹿即是禄，代表富贵。所以，这些格套也是汉代大一统背景下，民间传统不断传播整合的结果。当然，格套并不代表每个画像石的内容都相同，不同区域相同内容的画像石也会有着不同的表现，体现出地域特色。石匠们也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套路中加入许多的变化。

除了格套外，榜题也能帮助我们识别画像石。所谓榜题，就是指画面旁边的文字。其意义在于，当出现了时人不熟悉的人物，或者雕刻并未严格按照格套时，标注榜题，可以提示人们画像所传达出的意义。榜题大多是人物的名字，在画中人物较多时，将名字刻出，方便识别。例如下图中的榜题，为我们标识头戴斗笠、手持工具的大禹形象。“禹长于地理，脉泉知阴，随时设防，退为肉刑”的文字更是说明了治水的传说在汉代广为流传，其作为圣王被后世所膜拜。

画像石中的大禹

二、射侯射爵：现世功名的追求

对现世的强烈追求，是中国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汉代的画像石中经常出现的射侯射爵图，就是当时人们对现世功名追求的体现。

该图的主体是人站在树下，张弓搭箭准备射树上的猴子或者鸟雀。虽然该画的实际内容十分清晰，但其背后的意涵一直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其与西王母有关，有人认为射鸟是为了去恶兆，亦有人认为射猴与后世《白猿传》的传说有关。近年，邢义田先生的研究将其命名为“射侯射爵图”，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

为何树下的人要射猴子和鸟雀？猴子和鸟雀代表了什么？这需要我们返回到汉代的具体历史场景与思想背景中去了解。侯与猴相通假，扬雄《法言》曰：“生舍其木侯而谓人木侯”，其中的木侯便是沐猴而冠的沐猴。在汉代，封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非有功不得封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飞将军李广纵使名声再大，但由于出征匈奴无功，也终身未能封侯。建功立业，封侯拜将是平常百姓所能企及的最高目标，射猴也就成为了猎取功名的象征。雀在汉代与爵相通假，《陈留耆旧传》中有言：“雀者，爵命之详”。战国以来推行军功爵制，爵位成为了社会地位的象征。汉代的社会体制长期以来是“爵本位”的，爵位与实际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可以说，射猴与射雀代表了汉代人们的追求，即使是在地下的世界，也要比照现实世界追求封侯赐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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