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州：202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标志着非遗已渗入普通高校本科教育，对文化遗产事业将产生积极影响。同年，国务院学位主管部门同意有关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遗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可结合自身学科专业优势，在相关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下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有条件的单位也可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级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设置为二级学科，这表明在国家学科体制中正式确立了非遗学科的地位。同时表明中国非遗由“保护行动”向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转向的时机已来临，这必将涉及文化遗产的教育、学术与学科等系列变革。

　　有关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的体系建构，源自传统文化的根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互依存，须以确保文化结构的完整为前提，防止被肢解。而学科设置应立足塔尖综合布局，兼顾其综合与交叉特性，物质的一支与非物质的一脉交相辉映。依托艺术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基础学科，同时依托文化遗产形态学、非遗概论、非遗形态学等专业课程，总之围绕文化遗产学形成学科群。

　　《瞭望》：从非遗保护传承利用的实践来看，为何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体系？

　　首先，观念需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集中体现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实施。特别是后者，非遗的诞生让文化遗产体系有了更为宽博的框架，物遗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已难以涵盖，有关遗产的许多评价内容和信息诸如传统、信仰、历史事件等非物质性均难以从单纯的物质构造中解读出来，非物质同物质一样承载着人类记忆，而非遗的实践探索所面对的是生活的万花筒，所获取的观念难免碎片化，需要依托知识的分类体系进行具象化，从而面临诸多操作难题。西方文化偏于外倾，惯于到自身之外去找价值的根源、宇宙的秩序以及事物的规律；而中国文化更多内向，喜好回归内心实现内在超越，集中体现于心性修养的成果，因而非理性的并非一定谬误，非系统的一样反映生活本质。

　　《瞭望》：非遗分类如何更好地体现文化遗产的主体性原则？

　　王福州还记得去年，全国学术学位主管部门在对全国学位论文抽检时，发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文化遗产方向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称非遗）方向的硕博论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雷同，“以……为例”的例举式研究和写作模式居多，而理论分析类的论文寥寥。

　　“这类论文面向呈现多元精神文化、依托积淀丰厚的遗产资源，本应有更宽博的研究视角、更多维的论证角度。”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福州认为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础理论的缺失，已成为当前文化遗产事业的瓶颈”。

　　遗产问题说到底是文化问题，既有自信与自觉，又反映民族的文化观。有了很好的基础理论建构与学科体系，有助于使非遗保护更可持续，文化遗产更加活跃，并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形态学的存在历史很长，近年来逐渐向遗产等相关领域拓展渗透，专注于物质与非物质等核心话题，形态因之成为认知遗产的基本单元和抓手。形态学着眼遗产的构成规律与知觉的心理规律，而从学科角度需要借助系列研究成果做支撑。这些基础性研究包括文化遗产形态学和非遗形态学等，前者是框架工具，后者是非物质分支，还应有物遗形态学的支撑以及物遗学科体系自身的重新整合等。唯有文化遗产的框架体系完善了，研究基础夯实了，才能逐步向非遗学和文化遗产学过渡。

　　二是避免元文化与表现形式的错位。今天已风格化定型化的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艺术表现形式皆生长于活动、礼仪、节庆等原始文化形态，与生产生活存在原生性联系。同时，其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且是身体的延伸，进而具有艺术、审美和娱乐等特性，呈现变异性发展过程。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以及传统手工艺等成为上述艺术表现形式的自然元形态和文化土壤，二者相互交织融会。保护实践中不可厚此薄彼。

　　任何事业除了实践探索，还要有理论作支撑，若想行稳致远更离不开学术学科作保障。中国非遗体系的发展历史从保护起步，始自2001年昆曲艺术名列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到2011年非遗法的正式实施，以四级名录制度为基本特征的保护体系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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